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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南方》杂志记者一行到我校专访黄建华教授，深入采访了黄建华教授坚持16年编撰完成我国首部《汉法大词典》，与病魔搏斗、与时间赛跑的艰辛经历，以及孜孜不倦，坚持词典修订工作的感人故事。同时，记者一行还采访黄建华教授曾经的同事和学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黄建华教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对后辈学人潜移默化的影响。6月17日，《南方》杂志刊发报道《字里人生黄建华》《学人看学人：身行一例，胜似千言》，现将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字里人生黄建华
◎《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殷立飞
黄建华（1936—），广州人，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任校长。曾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翻译协会会长，兼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广州翻译协会理事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词典学杂志编委，曾任亚洲辞书学会（ASIALEX）首届会长。2006年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授“南粤楷模”荣誉称号。
如果把黄建华的故事拍成电影，就是一部中国版的《编舟记》。
这部电影讲述了日本一位沉默寡言的出版社职员与同事埋头十五载，完成《大渡海》辞典编辑工作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年过花甲的黄建华花的时间更长，他用16年时间编纂完成我国首部《汉法大词典》，填补了业内空白。
炎炎夏日，当《南方》杂志记者走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办公楼二楼黄建华的办公室，他还在安静地查阅资料，身边堆满各种词典、参考书。从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从下午3点到傍晚6点， 83岁的黄建华每天要在这里伏案工作五六个小时，不过比起原来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如今的时间已大大缩短。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的老人，让人难以跟肺癌联系起来。“面色红润，说明今天血压有点高。”他笑着说。而那双曾编撰700多万字《汉法大词典》的手，如今已经抖到无法握笔，却仍在用键盘孜孜不倦地做着词典修订工作。
一个人的“编舟记”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2000年，卸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职务之际，黄建华借这副对联言志。看似恬淡舒适的退休生活即将展开，谁承想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
两年前，他收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纂《汉法大词典》的邀约，彼时，我国在自主编纂大规模汉法词典领域一片空白。研究了大半辈子理论词典学的黄建华明白，这是一块“硬骨头”—全世界的大词典编纂工作都无一例外要拖长时间—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一起签约的其他学者由于工作、身体等各种原因先后退出。已经退休的黄建华，是其中“最不忙”的，面对浩瀚无边的词海，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发，开始了一个人的“编舟记”。
着手研编词典之前，黄建华设计先行，仅编辑方案就洋洋洒洒写了15页。按照他的构想，《汉法大词典》不仅要“内向”，立足于中国读者学习法语的需求，也要“外向”，兼顾外国读者的需求，进而传播和推广中国优秀文化。
相较于把法语翻译成汉语，把汉语翻译成法语要难得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怎么翻译？‘佛光普照’怎么翻译？”为在字里行间搭建起中法文化的桥梁，黄建华上下求索、字斟句酌，就连大年三十，他手中的笔也没有停过。
考验他的不只词海无边，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症。2008年，黄建华被查出患有肺癌，医生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把词典完成。2012年他再度住院，被确诊为肺癌第IV期，癌细胞已转移至骨头。黄建华仍不愿前功尽弃，一边坚持服药，一边继续伏案。
为什么不让年轻人参与进来？黄建华的考虑很实际，因为年轻人晋升，需要发论文、著作。“如果泡在这里十年八年，不出文章，怎么办？不能让人家不食人间烟火。”患难见真情，幸而同样是法语教师的夫人余秀梅，不仅在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他，而且在专业上时时与他切磋、商讨，一路支持他到最后定稿。
从字母A到Z，黄建华历经16个春夏秋冬终于抵达。2014年，《汉法大词典》新书发布会在广外举行，他说：“我很幸运，书出版了，人还在！”
单字条目1万余条，多字条目10万余条，全书2300多页，总字数720万字……《汉法大词典》除普通语文词汇外，还收录50多个学科的术语，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词，如微信、二维码、网购等等，被业内人士誉为“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又一座丰碑”。2018年初，该书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与癌共存
现在，黄建华需要定期服用降压药和治疗肺癌的靶向抗癌药物特罗凯。过去几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一直困扰着他，皮疹、腹泻、甲沟炎……腹泻严重时自己根本无法控制，连从办公室走到厕所都很困难。
最近大半年，黄建华凭借自己的经验，“擅自”减少了靶向抗癌药物的剂量，状态尚佳。随着副作用的缓解，他的面色也好转起来，完全不同以往见诸媒体的照片上下巴长满皮疹的样子。医生肯定了他“擅自”减药的做法，并勉励他，这样的先例很少，要学会与癌症共存，好好生活。
很多人以为《汉法大词典》出版后，黄建华会停下来歇歇。“人活到80多岁，本来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还能做一点自己的事，就有寄托了。”他“心安理得”地做起自己一直想做的事，还和太太出版了一本《中法谚语对照手册》、一本译著《碧丽蒂斯之歌》。
在主攻词典学的同时，黄建华兼做翻译和文学创作。他主译了由商务印书馆规划的“世界学术名著”4种，翻译了《爱经》全译本等文学著作，还与他的业师梁宗岱合作翻译了《蒙田随笔》，出版了散文集、诗集数本。他与女儿黄迅余合作翻译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更是得到作家本人和出版社的高度认可，至今仍是各大高校历史系的必读参考书目。
当被问及词典编纂过程中有无遗憾时，他毫不犹豫地摇头。唯一的挂念是词典要不断完善，“编词典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没人延续下去，就会变成废纸”。
2017年，黄建华又踏上词典修订的新征程。“‘大湾区’要收进来，‘网红’要收进来”……为了不被时代抛在后面，两年多来，黄建华和他的助手已经梳理出2000多个条目，预计整个修订周期要3至5年时间。
在他办公桌面对的书柜门上，醒目地贴着一张A4纸打印的提示，内容是他女儿用汉法双语写的“适可而止”几个大字，稍显责备的语气中透露出对父亲满满的关心。“我女儿来看我的时候，觉得我太辛苦，就写了几个字让我记住。”黄建华从来没有“适可而止”的意思。他计划着，有时间了再优哉游哉地去一下欧洲，见见朋友、看看风景，还要查查资料。
重实学轻虚衔
黄建华一生中的两次重要转折均与新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另一次是改革开放。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黄建华，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没机会认真读书。父母想要他早点做工帮衬家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风气崇尚读书，父亲听从一位工友劝告，才让儿子继续读书，这是黄建华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
1957年，中山大学第一届法语专业招生。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的黄建华本想报考中文专业，考虑到法国诞生了莫泊桑、巴尔扎克等文豪，为了开阔眼界“糊里糊涂”选择了法语专业。没承想，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当时，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是法语专业的老师之一，也是黄建华的业师。梁宗岱游历欧洲七年，却从未拿过一所大学的文凭，回国后先后执教北大、清华、南开、复旦、中大等。梁宗岱著作为数不多，但均是用心之作，导师“重实学轻虚衔”“重质轻量”的治学精神，更是对黄建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法语，黄建华学得很吃力，练发音练到“咬牙切齿”。为了以勤补拙，他除了在课堂用心学习外，课后还勤于查阅词典，词典也因此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为日后进行词典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黄建华，偶然被安排主持《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订工作，没有太多准备的他边编边学，他说这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改革开放后，国家外语人才紧缺，黄建华被推荐应考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译审，这也是他的第二次人生转折。
当时，尽管已经离开词典编纂工作，词典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身处巴黎的黄建华。他一方面努力搜集各种辞书和辞书学著作，一方面遍访法国著名词典学家。在此基础上，他对词典问题做了诸多理论探讨，在《辞书研究》发表多篇文章，1987年结集出版为《词典论》，成为我国首批系统论述词典编纂的专著，在辞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0年，《词典论》修订本出版。14年后，黄建华收到了韩国寄来的《词典论》韩文译本，这本他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论著，经翻译于当年在韩国正式出版，被外界称为“给亚洲词典学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把冷板凳坐热
“看来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能和词典分开了。”1988年，黄建华在《辞书研究》的专栏里写道。他把词典称为“晚识的知己”，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夺回早年错过的光阴。2006年，中国辞书学会向70岁的他颁发“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词典学对很多人来说仍然陌生，成果难被认可。
“150年前的法国，词典学家利特雷编纂《法语词典》获法国社会和学界广泛认可，被推举为仅有40名限额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我国对辞书认知状况，令人担忧。”今年举办的“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黄建华结合多年观察思考，提出我国当前辞书编纂面临的最大问题：辞书工作和辞书成果评价。
对辞书编纂工作不重视，加上翻译成果不容易被高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认可，让这项光辉的事业难以吸引优秀青年学子，这让黄建华至今心绪难平。
在《语言学论文集》小序中，黄建华这样表达自己的困惑：“不少中外学者都反复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问，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且不说科研立项、拨款、评奖等决策运作方面许多时候都不如其他学科，就从纯学术角度而言，也常常显得比其他学科矮一截。”
他欲奋笔疾书，为词典学大声疾呼之际，却又犹豫起来。在黄建华看来，作为学术工作者，既要十分重视和专注于自己所钻研的领域，又要有兼容百川的气概，懂得尊重他人所从事的领域，“最要紧的是要不断贡献出有分量的成果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词典学占据应得的一席之地，黄建华身体力行。除了自身躬耕学术，他还在广外创建了词典学这一新学科，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词典学博士，如今他的众多弟子已经成为一些院校词典学专业的领军人物。
“词典编纂家未必是想象力丰富的创造者，却肯定是坚毅顽强的实践家。”这句黄建华用来评价利特雷的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再合适不过。
对话黄建华：著作等身易，“等心”难
《南方》杂志：不管是面对浩如烟海的词典，还是疾病，您为什么能一直保持着乐观心态？
黄建华：一个人的意志力很重要，我一直告诉自己精神不要垮。10年前，在医院等候做手术的两个星期，我照吃照睡，再加上没有工作缠身，住院期间人家都说我胖了。我坚信自己不会垮掉，反倒是我太太，因为太关心我，压力比较大。
《南方》杂志：16年心血育成，《汉法大词典》在您心中的位置有多重？
黄建华：此前我写的《词典论》偏重理论，终归不是实践。做了多年词典学研究，《汉法大词典》算是画了一个句号，也得到了社会承认。希望这本词典能为后人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未来能够继续完善。做词典是没完没了的工作，如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词典就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
《南方》杂志：梁宗岱先生是您的业师。学术方面，他对您有哪些影响？
黄建华：一方面是重实学轻虚衔。梁先生游历欧洲七年，先后进过巴黎大学、日内瓦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但从未从哪一所大学拿过文凭，而是参加一些文艺沙龙，结识文艺界、学术界的朋友，成就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1931年回国后，曾执教北大、清华、南开、复旦、中大等，是有真本事。另一方面就是重质轻量，他留下来的著作和翻译不多，但都是触动了自己的才翻译，均是用心之作。
《南方》杂志：按照现在一些高校开出的条件，梁宗岱似乎远远达不到“教授”的要求，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学术评价体系？
黄建华：现在存在一些“唯论文”倾向，如果人家不写论文而是编词典，就不算“分数”。拿翻译来说，翻著也不算成果，如此下去，是无法培养出翻译大家的。《词典论》出版之前，我在《辞书研究》发表了14篇文章，后面才结集出版，如果按著作数量算，我还不及格，因为只有一本书；但按文章数量来算，还多出了几篇。对人文学科来说，“量化”有时候很要命，著作等身容易，但著作“等心”很难！把论文看得高于一切，很不利于年轻人慢慢静下心来搞学术。
《南方》杂志：您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等词典修订工作完成，有没有什么计划？
黄建华：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虽然我当过外语学院院长、广外校长，像美国我都还没去过。其实，行政职务并不是我的追求，但党组织信任我，推荐我担任这些职务，我就用心做。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只能减少游玩机会，在学术和行政中取得平衡。因女儿的关系，我到访欧洲较多，一是游历风景，另外对外文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收集资料的好机会。
《南方》杂志：现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上学习外语的软件和应用很多，出国旅游还可以借助翻译器，这会不会对词典学产生一些冲击？
黄建华：冲击肯定有，但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节省了很多工夫。像百度、微软、谷歌这些都有自己的翻译，我都试过。如果外语和外语对译，准确度就很高，但和中文对译，准确度就略微差一些。试验结果同时证明，没有一种翻译能够脱离人的干预，尤其是同传。另外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等的翻译，其实和创作无异，机器翻译虽然形式差不多，却始终不能替代人类的感情。今天科技发展很快，也正因为这样，更需要人在更高层次发挥作用。
《南方》杂志：现代人外语学习需求不断增长，对于他们，您有何建议？
黄建华：我20岁出头才开始学习法语，太晚了，因而比较被动，要通过很艰苦的努力，才能拿起笔头。最好的外语学习方式就是尽可能创造条件，浸泡式学习，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掌握一门语言。“浸泡”的效果比较地道，能够达到接近母语的水平。硬学是可以学出来的，但跟浸泡式学习相比，会生硬一些。
学人看学人：身行一例，胜似千言
◎《南方》杂志见习记者／卢益飞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殷立飞
2014年12月，历时16年编纂而成的《汉法大词典》正式出版。在主持编纂工作期间，黄建华因罹患肺癌两次入院接受治疗，却没有被病魔击倒。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他与病魔抗争，与时间赛跑，坚持修典。
身行一例，胜似千言。除了词典编纂工作，黄建华在教学科研中所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后辈学人。
文山栖弱叟，书海耗余年
黄建华的办公室，两张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橱倚靠着墙壁，屋内随处可见各类辞书和文件资料。在这间略显狭窄的办公室里，黄建华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在常人看来枯燥乏味的词典编纂工作。如今已年逾八旬的黄建华仍然来到这间熟悉的办公室，因为词典还有很多后续修订工作。
1998年，黄建华应邀编纂《汉法大词典》，开始了长达16年的艰苦跋涉。最初的编纂团队共有十数人，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团队人员逐渐退出。面对人手紧缺的情况，黄建华选择继续完成这项浩大的词典编纂工程。
他带的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兵教授回忆：“自从《汉法大词典》开编以来，黄老师就一直埋首这项工作中。无论周末还是节假日，黄老师都会在办公室，为伊消得人憔悴。记得读博期间我曾奉文科基地之命，邀请黄老师参加博士生的文化考察活动。黄老师婉辞道：这部词典事大，除教育部的指派任务或中法友好活动无法推辞，其余一律谢绝。”黄建华教授编纂这部词典，可谓春蚕吐丝、蜡炬生辉：16年独守小室一间，整日埋首词海梳理辞藻万千——收词考究斟酌，立目爬梳剔抉，词义精微辨析，译义细致描摹，注释如实阐解，例证语境鲜活。本土海外两头顾，案头学习一肩担，呕心沥血铸此典，融通汉法一片天。
2008年，黄建华被确诊患有肺癌，这一晴天霹雳让词典编纂工作布满了阴霾。曾与黄建华共事十多年、《汉法大词典》的中文审订杨英耀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当时身患重病的黄建华依然挂念着词典的编纂。
2012年，厄运再次降临，黄建华肺癌复发，医院为他作了保守治疗。出院后，黄建华每天都得服用药物、打吊针。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后，他又继续着手词典编纂工作。
黄建华经过十六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汉法大词典》的初稿终于在2014年初完成。同年1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了《汉法大词典》新书发布会，与会专家对《汉法大词典》给予高度评价。
对黄建华而言，《汉法大词典》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的结束，如今黄建华依然在为这项词典的修订工作而奋斗。他曾说过：“《汉法大词典》正式出版之日，也是着手修订之时。”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汉法大词典》是黄建华16年辛勤劳动的结晶，作为目前国内自主研编的最大规模的汉法词典，《汉法大词典》为中外法语和汉语学习者、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其编纂过程更体现了黄建华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者风范。
“每次在编纂工作中碰到棘手问题，黄先生都要向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请教；某些新词语或某句话如何用法语准确表达，还要请法国朋友帮忙；此外他还会通过在联合国任职的女儿出钱请法国专家审阅法文稿。”杨英耀回忆《汉法大词典》的编纂经历时说道。
例证的数量是检验一部词典严谨与否的重要标准。相较于其他词典，《汉法大词典》的一大突出优势就是例证的丰富性。在语料库较为缺乏的年代，要对一个词条进行较为全面的释义或给出精确的例证并不容易，而《汉法大词典》所给出的例证非常丰富，例如，“多”这个词条的第一义项就给出了41条例证。
“《汉法大词典》是一部规模很大且内容完备的词典，这个词典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它考虑到了中外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收录了其他词典所没有的许多词汇，比如说外国学生不一定很了解的量词的用法。”黄建华的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徐海说，“《汉法大词典》的整体设计是非常前沿的，这一设计把词典学、语言学、翻译学等不同领域的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
2018年，《汉法大词典》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从2001年开始就跟随黄建华进行词典编纂工作的黄芳表示，《汉法大词典》是黄校长十数年如一日，对编纂内容严格把关、精雕细琢的成果，也是其学术思想和智慧在词典实践上的集中体现。
除了词典编纂工作，黄建华在教学科研中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令身边的人印象深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章宜华教授回忆道：“我在读法语研究生的时候，黄建华老师是广州外国语学院的代理院长，事务非常繁忙，但他依然非常认真负责地对待教学工作。当时法语研究生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他就跟上大课一样进行认真的备课和讲课，而且他对平常的作业的布置批改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给分都是实事求是严格地给。”
言传身教，薪火相传
作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任校长，黄建华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校园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生活和工作中，黄建华作为一名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黄建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田兵在1999年暑期的时候参加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暑期讲习班，讲习班上他第一次见到黄建华，时隔多年记忆依然清晰：“与黄老师的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平易近人，而且黄老师还会站在你成长的角度，为你去着想。”
平易近人的黄建华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对于年轻老师在工作中的问题，黄校长会一一耐心指出并给予建议。在工作中，对于我们每次交付的稿件，他也会及时地给予回复，并且黄校长还会专门抽出时间来与我们探讨，所以每修改一稿，我们都觉得有进步。”黄芳说。
退休后，黄建华仍然心系学校，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他在繁忙的编纂工作中多次抽出时间和学校青年教师做面对面交流，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经历。黄建华总结自己多年的科研经验，提醒青年教师从事科研工作时要注意处理好“求学与自学”“博与约”“知识与技能”“理论与实践”“土学问与洋学问”五对关系。
身行一例，胜似千言。黄建华待人亲切温和，治学严谨，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乐观豁达、百折不挠，不愧师者典范，南粤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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